中秋过后，9月24、25日，著名融资策划专家、资深金融律师、高级金融经济师、中国资本策划研究院（CCP）院长朱耿洲博士应邀来到了深圳，为“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高级工商管理精品课程研修班（E1502）”的企业家学员们授课，授课主题《融资策划36计》实战课程，朱博士全面分析了当前经济环境下中小微企业大批倒闭的真正原因——融资难、融资贵，进而系统讲解了适合深圳中小企业的资本运作之道与36种大的融资渠道和200多种具体融资实战方法，深受学员欢迎。

    近期有机构调查指出，中国中小微企业大批倒闭的20个主要原因：

　　1、哥们式合伙，仇人式散伙；

　　2、盲目崇拜社会关系；

　　3、迷信“空降兵”

　　4、企业支柱亲信化；

　　5、面子大于真理；

　　6、商业式迷信；

　　7、知人而不自知；

　　8、习惯性信用缺失；

　　9、匪文化心态；

　　10、阶级斗争企业化；

　　11、沉湎酒色；

　　12、投资冒险主义；

　　13、投资经验主义；

　　14、投资极端主义；

　　15、人力资源幻觉；

　　16、过度追求系统平衡；

　　17、抬头批判潜规则，低头猛搞潜规则；

　　18、完美主义群众化；

　　19、附庸风雅；

　　20、老板不学无术等等。

　　但更深层次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从融资策划的角度，朱耿洲博士给出了自己的专业见解。

（图为朱耿洲博士为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高级工商管理精品课程研修班（E1502）”的企业家学员们授课）

    朱耿洲博士指出：“中国中小微企业平均寿命只有2.9年，85%以上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倒闭破产跑路企业85%以上、金融危机90%以上资金链断裂而众多倒闭的企业中如果掌握并会应用融投资策划和资本运作知识，起码70-80%是可以免于倒闭的！”

    朱耿洲博士进一步分析了融资难，融资贵的具体原因：

    一、“加成率”过高。

    尽管中国银行的定价机制同西方国家银行有所不同，但中国银行的高利润率似乎多少能够反映中国银行的高加成率。事实上，同工业部门形成鲜明对照，中国的银行已经成为世界上利润最为丰厚的银行。 “加成率”的概念与市场结构有关，特别是同金融机构的垄断和议价能力有关。这一概念是否适用于中国可以进一步讨论。但无论如何，同非金融企业相比，金融企业（特别是银行企业）的高利润率及其对可贷资金成本的影响是需要认真分析和解释的。

    二、风险溢价上升。

    现在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避险意识显著提高，这种变化同整个经济的不景气状态、全社会杠杆率急剧上升有关，也同银行自身行为方式的转变有关。因风险提高而提高风险溢价是正常的，但银行自身风险偏好若过度下降则可能存在一定问题。不少银行在给企业贷款时，不仅压低质押率而且还要求提供担保，不仅要求提供担保而且还要求有联保，不仅要求有联保而且还要有联保的联保（互保）。一个企业出事，带倒一片企业。个别银行的风险减少了，但整个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却提高了。风险意识提高是件好事，但凡事都要适度，过犹不及。不想承担任何风险的行为方式必然会直接或间接导致融资成本的上升，抑制实体经济的发展。对于许多急需贷款但风险较高的企业，银行不敢问津。这些企业只好利用其他融资方式获得资金，并不得不支付更高的风险溢价。国有银行给民营企业（大多是中、小、微企业）贷款，也存在类似问题。这样，民营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居高不下就顺理成章了。民营企业融资成本过高成为推高企业融资成本的重要原因。

    三、房地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吸金。

    长期以来房地产价格持续飙升，房地产的增值大大超过一般企业的投资回报率。地方融资平台投资回报率虽然不一定太高，但（在投资者看来）风险很低，因而具有投资价值。一方面是对可贷资金的强烈需求，另一方面是对可贷资金的宽松供给。房地产贷款以及平台贷款大量占用了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如信托公司）的贷款规模，挤掉了本应为一般企业提供的资金，特别是对民营部门产生了挤出效应。后者为了生存则不得不转向高利贷。今年以来由于房地产市场形势发生重要变化，房地产市场的吸金作用可能已有所变化，但由于地方政府的强烈需求（愿意支付较高的成本）、由于虚假（或真实）的安全性，城投债成为投资者的新宠。在可贷资金供给不变的情况下，大量可贷资金流入高收益或看似安全的投资项目推高了非高收益投资项目的融资成本，并进而推高了企业总体的融资成本。

    四、信贷规模控制和75％贷存比的风险监管指标。

    一些商业银行可以满足贷存比指标，但已经用完信贷规模；另一些商业银行尚未用足信贷规模，但却无法满足贷存比指标。尽管这些商业银行有足够的资金来源，却无法为企业提供更多可贷资金。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商业银行就必然想出各种规避办法，如利用各种通道“表内转表外”，从事影子银行活动。其他的中国式“创新”还包括：非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信贷富余金融机构向信贷紧张金融机构“购买贷款”，以保住信贷规模额度；尽管不需要资金，企业并不拒绝送上门的贷款，而是贷款投入房地产和其他高盈利的非主营业务。总之，供给方规避管制的活动导致可贷资金的供给链条不断延长。与此相对应，部分地方融资平台（层级低的平台）、房地产开发企业、中小微企业受到监管、资质和抵押担保等的限制，无法直接从银行获得贷款，只能通过影子银行（信托、基金、小贷公司等）获取资金。这样，在供、需双方逃避监管的共同作用下，交易链条延长、“金融密度”加大。交易成本上升必然最终推高企业的融资成本。

    五、不对称的变相“金融自由化”。

    长期以来，中国存在金融抑制，利息率长期低于均衡水平。目前虽然贷款利息率自由化已经实现，存款利息率名义上依然受到管制。在可贷资金需求旺盛（不一定是出于投资和消费的需要）的情况下，银行之间必然会展开存款争夺战。通过出售高回报率的理财产品之类的形式，银行实现了或正在实现存款利息率事实上的自由化。各种“宝宝”的出现，也推高了存款成本。实际利息率的上升使可贷资金的供给与需求实现了平衡。但是，除非银行自动减少 “加成”（这不大可能），资金来源成本的上升必然导致资金使用成本的上升。

    六、可贷资金需求缺乏利息率弹性。

    地方融资平台（主要要参与者是中、小型地方性国有企业，其投资领域多为“城建”）、房地产（直到前不久）和中、小、微企业等等可贷资金的需求方对利率变化缺乏弹性也是造成融资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按道理，企业对可贷资金的需求取决于企业资本的边际效率。如果资金成本超过企业资本的边际效率，企业就不会借款。但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企业并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则尽管资金成本已经超过企业资本的边际效率，企业对可贷资金的需求仍不会减少。特别是，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出于政绩考虑或自恃有土地财政的支持，只要能够融入资金，资金成本就不予考虑。一部分企业则由于资金周转出现问题而没有其他选择，就只好接受非银机构（如地方信托公司）的高成本贷款，甚至接受高利贷。在可贷资金需求缺乏弹性的情况下，可贷资金供给曲线向左稍有移动就将导致利息率大幅度上升。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实力雄厚、选择空间大、有很强的议价能力，某些大型国有企业的贷款需求却不一定缺乏利率弹性。银行的大型国有企业贷款利息率甚至会在基准利息率基础上下浮。

    七、实体经济虚拟化。

    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某种阶段、某种情况下往往伴随经济的虚拟化。可贷资金需求不再是最终满足生产和消费的需要，而是用于购买已有的实物资产（如自住之外的住宅）或金融资产，以获得资产的价值增值。可贷资金大量涌入虚拟经济，导致各类资产价格的急剧升值。而资产的增值又会把更多可贷资金吸入虚拟经济领域。这就是所谓的“货币空转”。资产泡沫最终会崩溃，但是，这种游戏可以延续相当长的时间。泡沫往往发源于低利息率，但是随着泡沫的膨胀，利息率会持续上升直到泡沫被刺破。实体经济虚拟化是个世界性现象，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演变的结果。中国当前企业融资成本的上升是否同实体经济虚拟化有关应该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因素。

（图为朱耿洲博士与学员合影）

    查明了原因，重在解决问题，朱博士继续列举和分析了“国十条”：

    国务院（国办发〔2014〕39号）:十条举措着力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

    从中长期看，解决企业融资成本高的问题要依靠推进改革和结构调整的治本之策，通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形成财务硬约束和发展股本融资来降低杠杆率，消除结构性扭曲。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硬化融资主体财务约束，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一、保持货币信贷总量合理适度增长。

    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组合，维持流动性平稳适度，为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创造良好的货币环境。优化基础货币的投向，适度加大支农、支小再贷款和再贴现的力度，着力调整结构，优化信贷投向，为棚户区改造、铁路、服务业、节能环保等重点领域和“三农”、小微企业等薄弱环节提供有力支持。

    二、抑制金融机构筹资成本不合理上升。

    进一步完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通过提高内部资金转移定价能力、优化资金配置等措施，遏制变相高息揽储等非理性竞争行为，规范市场定价竞争秩序。进一步丰富银行业融资渠道，加强银行同业批发性融资管理，提高银行融资多元化程度和资金来源稳定性。大力推进信贷资产证券化，盘活存量，加快资金周转速度。尽快出台规范发展互联网金融的相关指导意见和配套管理办法，促进公平竞争。进一步打击非法集资活动，维护良好的金融市场秩序。

    三、缩短企业融资链条。

    督促商业银行加强贷款管理，严密监测贷款资金流向，防止贷款被违规挪用，确保贷款资金直接流向实体经济。按照国务院部署，加强对影子银行、同业业务、理财业务等方面的管理，清理不必要的资金“通道”和“过桥”环节，各类理财产品的资金来源或运用原则上应当与实体经济直接对接。

    四、清理整顿不合理金融服务收费。

    贯彻落实《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督促商业银行坚决取消不合理收费项目，降低过高的收费标准。对于直接与贷款挂钩、没有实质服务内容的收费项目，一律予以取消；对于发放贷款收取利息应尽的工作职责，不得再分解设置收费项目。严禁“以贷转存”、“存贷挂钩”等变相提高利率、加重企业负担的行为。规范企业融资过程中担保、评估、登记、审计、保险等中介机构和有关部门的收费行为。

    五、提高贷款审批和发放效率。

    优化商业银行对小微企业贷款的管理，通过提前进行续贷审批、设立循环贷款、实行年度审核制度等措施减少企业高息“过桥”融资。鼓励商业银行开展基于风险评估的续贷业务，对达到标准的企业直接进行滚动融资，优化审贷程序，缩短审贷时间。对小微企业贷款实施差别化监管。

    六、完善商业银行考核评价指标体系。

    引导商业银行纠正单纯追逐利润、攀比扩大资产规模的经营理念，优化内部考核机制，适当降低存款、资产规模等总量指标的权重。发挥好有关部门和银行股东的评价考核作用，完善对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评价体系，合理设定利润等目标。设立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偏离度指标，研究将其纳入银行业金融机构绩效评价体系扣分项，约束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冲时点”行为。

    七、加快发展中小金融机构。

    积极稳妥发展面向小微企业和“三农”的特色中小金融机构，促进市场竞争，增加金融供给。优化金融机构市场准入，在加强监管前提下，加快推动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积极稳妥培育立足本地经营、特色鲜明的村镇银行，引导金融机构在基层地区合理布局分支机构和营业网点。

    八、大力发展直接融资。

    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继续优化主板、中小企业板、创业板市场的制度安排。支持中小微企业依托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开展融资。进一步促进私募股权和创投基金发展。逐步扩大各类长期资金投资资本市场的范围和规模，按照国家税收法律及有关规定，对各类长期投资资金予以税收优惠。继续扩大中小企业各类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及集合债、私募债发行规模。降低商业银行发行小微企业金融债和“三农”金融债的门槛，简化审批流程，扩大发行规模。

    九、积极发挥保险、担保的功能和作用。

    大力发展相关保险产品，支持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城乡居民等主体获得短期小额贷款。积极探索农业保险保单质押贷款，开展“保险+信贷”合作。促进更多保险资金直接投向实体经济。

    十、有序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

    充分发挥金融机构利率定价自律机制作用，促进金融机构增强财务硬约束，提高自主定价能力。综合考虑我国宏微观经济金融形势，完善市场利率形成和传导机制。

    深圳在这方面做得怎么样？朱博士也给出了点评：

    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如何化解？今年4月，深圳市委、市政府印发的《关于支持企业提升竞争力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措施》），无疑给中小微企业带来福音。

    朱耿洲博士指出：“《措施》思路很好，瞄准企业需求，给企业发展带来福音。深圳有近110万家中小微企业和近100万户个体工商户，拉动了60%以上的GDP。发展中小微金融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重要内容，要通过不断完善监管环境，着力解决中小微金融服务中的难题。如果财政能够给予足够支持，银行等金融机构又能出台企业可接受的额度和利息的话，不管用于扩大规模，还是加大品牌营销，都是很好的帮助。《措施》出台将在相当长时间内提高银行等金融机构创新性服务水平，企业也能够享受融资便利。中小微企业可借《措施》出台之际，提高自身的透明度等，“通过引入审计、建立中小微企业的信用账本，持续提升中小微企业的信用级别，增强银行的信心。”

    朱博士专业的点评和精彩的演绎大大地开阔了学员们的视野，丰富了融资知识，提高了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出问题，分析原因，解决问题的教学模式再次展现了《融资策划36计》课程的实战性，掌握并会应用融投资策划和资本运作知识，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就可解决，起码70-80%中小微企业免于倒闭！

本期课程由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承办
（本期也是中国资本策划研究院“融资策划36计”知识体系全国大巡讲总第74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