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第三届智能金融国际论坛暨2018“领航中国”年度盛典在北京隆重召开,1000位嘉宾云集,500家金融机构齐聚,60位重磅大咖登场,同商“改革、进化、突围”之道,一起探讨金融改革新征程。
论坛期间,金融界与全国人大财经委办公室原副主任王连洲进行了对话,他表示中国股票市场“先天不足、后天失调”。
金融界对话王连洲
金融界:请您首先点评一下公募基金行业的发展,以及整个行业目前面临的困境。
王连洲:公募基金历经20年发展,资产管理规模由最初的40亿元增长到目前的12万亿元,增长数千倍,成就可庆可贺。现在基金行业的发展遇到了某些困难。困难的根本原因在于基金投资的标的,股票市场低迷惨淡。整个经济形势下滑压力大,人们对未来局势走向显得琢磨不定,信心不足,导致了股票市场长熊短牛。基金在这时候很难有大作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当然,基金公司之间业绩也有区别,存在较大的差异。基金是人合智合的行业,专业人才的凝聚和发挥其才智很重要。基金业绩来于团队的密切合作和专业人员智力能力的发挥。相比其它行业,基金业应该更加注重自己的诚信品牌。只要能够得到投资者的信赖,基金就有竞争的潜力和能力。
投资者是基金公司的衣食父母,基金投资人应该把投资者的利益保护始终放在“重中之重“。公募基金服务对象主要以中小投资者为主,属于普惠金融类。这和专户理财、信托、私募基金有所区别,所以公募基金更应该真情实意、殚精竭虑为广大中小基金投资者理好财、服好务。没有这个精神准备,不宜在公募基金行业打拼。
金融界:我们都知道王老参与过中国《证券法》、《信托法》、《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可以说在研究法律政策方面有很多心得。近几年中国资本市场受到政策的影响较大,从2015年开始的去杠杆到今年的资管新规,都被认为是市场走低的可能原因,您怎么看待政策影响市场的问题?
王连洲:中央的精神应该是清楚的,就是要尊重客观规律,充分发挥市场的功能和作用,政府政策尽量少干预。这当然不是说,在维护市场的“公平、公正、公开”三原则方面,政府不能显示出自己的职责和威力。当前正在整治金融乱像,政策出手固然要坚定有力,但一定要瞻前顾后、统筹兼顾,慎之又慎,不可按下葫芦起来瓢。政策的制定应强调科学性、优选性,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从这几个方面的要求来说,还有大力提高的余地。
像大资管政策的诞生,可能基于行业竞争激烈、缺乏约束,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都趋之若鹜地设立子公司,它们之间互相套利,金融乱象丛生,致使资金漂在空中,游来游去,落实不到嗷嗷待哺的实体经济中。这个问题反映了金融资产机构的失衡,与一定政策的偏颇不无关系。
之后又纠偏政策,但矫枉过正,采取一刀切的办法去杠杆,不该死的企业也就提前闭眼了。金融经营的本质就是杠杆,把资金的总闸门卡死,资金流不动,不少企业不得不关闭,很多股票爆仓,有的来不及处理就甩给金融机构,整个经济活动乃至社会运转,就要停摆。所以制定政策,采取一刀切的办法,脱离实际,很值得讨论。政策的制定一定要经过充分论证。
执行政策一定要公正、公平,既不能有不适当的鼓励,也不能有选择性的惩处。不管信托公司、公募基金、私募资金,都属于是受人之托,代入理财,共同的公约数,就是勤勉尽责,诚实守信。同一类的资管行为,实施的法律法规就应当同一尺度。否则就会产生行业利益嵌套,造成资金周转延缓,增加企业资金成本。
从目前看,金融行业的利润高于实体经济,实体经济付出的利息总额远超过GDP每年的增量。这说明每年创造的财富增量还不够偿还利息的。金融的盈利是压在实体经济上的一座沉重大山。所以要改善金融资产的供给结构,切实解决好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实体经济才是创造社会财富的本源。
金融界:资本市场尤其是股市的雏形诞生于西方,中国在建立资本市场的时候也参考过境外市场,近几年世界主流指数都有着不错的表现,但A股却整体表现不佳。有人认为这与A股的一些特色比如“T+1”、“10%涨跌停”有关,很多声音呼吁A股要在政策方面与国际社会接轨,但改革进度一直比较缓慢,比如2015年底其实人大就已经表决通过注册制但至今也未能实施。
王连洲:应当承认,我国股票市场的很多制度规定都是借鉴的,存在着一定的普适性,但也有我们自己的独特性。从发展轨迹来看,可以用“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来评价。
“先天不足”是说我国的股票市场的出现,不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适应客观发展需要、顺势而为的结果,而是为一些国有企业脱贫解困而借鉴的一种制度,或者说是采取和实施的一种政策。计划经济时期的不少国有企业,亏损严重。于是采取额度分配指标、审查批准,特许一些企业发行股票上市,筹集社会资金,填充这个亏损大坑。指望这些股票为投资者能有多大的基础创利性,就很难奢求。
按正常的市场发展顺序,应该是先发展债劵市场,而后发展股票市场。借债有借有还,不还可以去起诉,融资搞生产,谁都相对谨慎一些。而在股票市场情况就改变了,筹集的资金不用归还。股市风高浪大,制造两极分化,以此为大。有的公司融资出现“三高”,是政策的粗疏、监管的失察,给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造成了长期的伤害。
发行股票的目的在于低成本融资,功在扩大生产经营,利在回报股民投资者。只要争得一个发行上市指标,一下子就可以融资几十个亿、上百亿甚至更多,它的诱惑力是相当大的。创业板最开始的28家公司,有些是素质很好的公司,但也有些并非高科技有核心技术的公司上市,违背建立创业板的初衷。致使像某影视公司一下子筹集几十亿、上百亿,某些人一夜巨额暴富,造成资源分配严重不公和浪费,这些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汲取。
“后天失调”主要是指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监管政策不稳定,不科学,严禁多,疏导少。这两年出了很多坑诓拐骗的大案要案,不是完全因为相关的法律规制少,而是监管粗疏,不够精准。从熔断机制到现在一刀切的去杠杆,加之大资管办法的出台,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伴生的副作用。不少人因资金链断裂而跑路,有的跳了楼。
当然不能把这些问题都归咎于法律规制的不完整,还应当看到,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到今天,市场各个参与主体的不成熟,诸如投资者不成熟、上市公司不成熟、监管政策手段不成熟、中介服务机构不成熟,特别是诚信环境不成熟等一系列的问题,都造成了中国股票市场的长熊短牛,重载难进。
是不是现在的发行交易制度,如核准制,T+1都已过时?不一定,因为在这个制度下,中国股市也曾经狂热过,沪市综指达到过6000多点。
但股票发行改为注册制是否股市一定崩盘,本人也并不这样认为,因为注册制是现代成熟市场普遍运作的发行制度,应该相信它的合理性,适应性,况且在严格规定的条件下,让市场选择发行上市的公司,应该相信市场资源优化配置的能力。
实行注册制对于目前的股票持有者的利益,是否会造成损害?有可能。但只要措施得力,步子稳妥,影响不会太大,何况现在股市已经低至几乎18层地狱,开始实行注册制风险又能大到哪里去?
现在我们期盼要建立诚信环境,加大科学的监管力度,制定政策的时候一定要充分论证正面或者负面可能的效应。现在最主要的是树立对未来的信心,相信没有永远下跌的股市,总是要反弹的。经济的宏观基本面并没有大的变化。有人说把上市公司、证券基金公司的董事长、高管抽出几个来充实市场的监管力量,这样会有很多好处,应该让内行来管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