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连洲先生

　　说实话，我的人生轨道是出乎我自己意料的。


　　我成长过程中有三个没有想到：一是没想到会考上大学，二是没想到会留在北京工作，三是没想到会和信托基金结缘。而正是这三个没有想到，让我在大学毕业后与王连洲主任认识并长期共事，成为了王主任惟一的“兵”。我1994年7月参加工作，第一个工作单位是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王主任当时任财经委办公室副主任。


　　第一次见到王主任，记得是在人民大会堂。那时刚上班没几天，在一个什么会后，他把我叫住了：“小蔡，你认识江平老师吗？”我回答说，“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他又问我：“那你知道什么是信托吗？”我如实回答不知道。他笑了：“没关系，以后我们一起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没有想到，自此至2000年10月王主任退休，我一直跟着他工作，先是起草信托法，1998年又开始起草投资基金法（后改名为证券投资基金法），和他结下了深厚的信托基金情缘。当2019年8月，80岁高龄的王主任找到我并嘱托我写一篇关于他的回忆文章时，我没有理由拒绝。

初到人大工作的我与王主任（右）合影

　　在我的印象里，王主任首先是一个既勤奋又不勤奋的人。


　　说王主任勤奋，是因为他几乎没有什么嗜好，一心扑在工作上。记得1995年冬在北京市门头沟一个偏僻的宾馆起草信托法草稿，整个宾馆就起草组成员五六个人，除了王主任外，还有何宝玉、曹守晔、周小明、孙书元和我，非常冷清。


　　他带着我们起早摸黑地工作，从早上开始一直到深夜十一二点，除了讨论条文还是讨论条文，没有外出散步也没有任何的娱乐活动，而且在这个宾馆一呆就是半月有余，当时我作为最年轻的起草组成员都觉得有点吃不消。现在大家看到的信托法简明扼要，当时起草组逐条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往往一个条文就得讨论大半天，保证前后不矛盾，能够适用于所有的信托活动和信托类型。


　　为了进一步完善信托法草案，王主任频繁安排起草组封闭讨论、召开国际研讨会等。同时，马不停蹄地组织开展调研，我们一起去过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家进行立法考察，北京、上海、天津、香港、辽宁、山东、江苏、广西等地，也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

信托法起草组在广西调研，左四为王连洲主任

信托法起草组在美国考察，左三为王连洲主任

　　说王主任“不勤奋”，是因为他的性格决定的，他胸襟宽广不拘小节，主要考虑大方向，对小事、杂事基本上都交给我办理。例如2000年在海南博鳌召开证券投资基金立法国际研讨会，一百多参会人员的联络、交通、食宿、会场布置、会议议程、会议费用、会议综述等具体会务杂务，他全部交给我一人办理，而且对我非常放心，很少过问。


　　我本来是不擅长张罗会务的，能够独挡一面把一个大型会议张罗好，现在想起来都归功于他。此外，王主任为人直爽，有话直说，从不藏着掖着，有事不往心里去，我一直就想他应该会长寿。现在他80出头了，身体依然非常健朗，是我学习的榜样。2019年，我组织信托法、基金法主要起草组成员小聚，80高龄的王主任仍然精神矍烁，谈笑风生。

2019年部分信托法起草组成员合影，

左三为王连洲主任

前排中间为王连洲主任

　　其次，王主任是一个既中庸又不中庸的人。


　　说王主任中庸，是说他处世态度不偏不倚、折中调和。立法过程中，他不急不躁，善于在错综复杂的争论中找到能让各方接受的点，求同存异。不像有的起草组成员，认准一个理九头牛都牵不回来，激烈处拍桌子争得面红耳赤之事常有，当然事后又是好朋友。对王主任的中庸之道，有人认为是妥协、是让步，但事实证明，一部法律的起草没有妥协让步是很难出台的。例如，对信托法中要不要就信托投资公司进行功能定位、确定业务范围等，有关方面在认识上存在较大分歧。


　　有的认为，信托投资公司问题很多，立法条件尚不成熟，赞成先出台信托关系法，而对信托投资公司可以先由国务院以规范性文件予以调整和规范；有的认为，起草信托法的初衷之一就是为了规范信托投资公司的经营行为，缺少这部分内容，信托法的出台就失去了现实针对性，何况信托法草案已经进入人大常委会的初次审议程序，不宜再进行大的改动。对此，王主任心里是很纠结的，我猜他应该倾向于后一种观点，至少我是。但王主任当时给出的立场是支持第一种观点，即先出台信托关系法，在当时我有一些不是很理解。


　　最近我看了一场电影《攀登者》，里面提到攀登珠穆朗玛峰有“窗口期”，我联想到信托法的制定，其出台也有“窗口期”，并对王主任当时的取舍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起源于英美法系的信托法承认“双重所有权”，与我国的现有民法是格格不入的，如果当时不抓紧想办法尽快出台，可能就会错失出台的“窗口期”，或许我们现在就看不到信托法。在我的印象里，财经委负责起草的期货交易法、融资租赁法等，就到今天仍然没有出台。

王连洲主任参加基金法起草讨论

王连洲主任在法律起草中

认真听取意见和参与讨论

　　说王主任“不中庸”，是因为他一旦认准的事情，他毫不退缩，会尽力去达成。经过近三年的努力，信托法起草组搜集、翻译和整理了大量有关国家信托制度的资料，先后赴境内外信托业发达的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广泛听取了国务院有关部门、大专院校、银行系统、法院系统、信托投资公司以及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在此基础上，起草组数易其稿，形成了《信托法（草案）》。该草案经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1996年第17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后，进入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议程序。1996年12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进行了初审。


　　其后，是否需要制定信托法引发争议。对此，王主任多次写文章，通过各种渠道表达一个观点：《信托法出台，不宜再拖》。他指出：不管从发挥信托制度有利于促进社会发展的独特功能来看，还是从清理整顿、尽快解决我国信托业目前所处的无所适从的宭况来看，还是从着手完成已进入人大常委会审议程序的立法任务来看，抓紧信托法草案的再次审议，促进信托法的早日出台，都是急需的，不宜再拖延下去。在王主任的大力呼吁下，2000年7月3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对信托法（草案）进行了二审；2001年4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信托法，并于同年10月1日正式施行。


　　最后，王主任是一个既时髦又孩子气的人。


　　说王主任时髦，在于他思想不落伍，也关心新鲜事物。一些最新的时政要闻、奇闻八卦等，他朗朗上口，和他一起吃饭聊天，保准不会冷场，时不时还会引发大家哄堂大笑。


　　这里我想顺带说起另外一件事情，和王主任关联不是很大，但不吐不快。1996年7月，我和王主任在青岛参加完信托法国际研讨会后一起乘机返京。我独自坐在后排靠过道的一个位子上，上来一位慈祥的老太太，她说她有点胖不想坐靠窗的位置能不能和我换个座位，那时我110多斤瘦得象根竹竿满口答应。我因为张罗信托法研讨会过于疲惫闭目养神，直到上餐食。我印象深刻，餐食是盒装的，里面有面包、小吃和一听可乐。我看邻座老太太也不吃，直接放进了随身带的提兜。我肚子应该饿了打开就吃，可一不小心把可乐易拉罐的拉环弄断了。老太太看见马上把她的可乐从提兜里拿出来换给我：“你喝我的，这个坏的我回家用钳子打开喝”。一来我去，我们俩就聊了起来，都快成忘年交了，感觉她非常亲切，慈祥朴实，平易近人。飞机降落北京后，她给了我一张名片，让我以后有空去她家玩，并问我认不认识她。我看了名片上的名字摇了摇头，后来也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去拜访过她（主要是没有手机、微信等如今方便的联系方式），但她的名片我保留至今。


　　事后我把这件事告诉了王主任，他说那是著名歌星马玉涛啊，并埋怨我当时没告诉他让他错失了追星的机会。那时我才知道王主任也有偶像。

与王连洲主任（前排右三）一直观看演出

　　说王主任“孩子气”，是说他有时候也象个孩子，还会落伍、犯糊涂。记得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刚刚出现电子邮件E-Mail，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离23号院办公室有点儿距离），王主任要接收一份外国专家的“伊妹儿”，他让我赶紧跑回办公室打开电脑接收。我气喘吁吁跑到半路，才想起接收“伊妹儿”可以不用电脑开机。此外，基金法起草之初，章节框架一直无法取得一致意见，1999年在深圳、上海调研讨论时终于取得突破性进展。起草组喜极而泣，王主任也高兴得象个孩子，大家在临上飞机前都多喝了点红酒，当飞机在首都机场颠簸着落地时，王主任才从迷糊中睁开眼睛问我：“小蔡，飞机要起飞了？”


　　总之，在我的记忆里，王主任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为了证券法、信托法、基金法等金融法律的起草呕心沥血。在今后的日子里，惟愿王主任健康快乐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