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轮寒冬来临时，一些没能熬过去的企业，最终的结局是倒闭，员工手里的期权随之变得无意义，只是一堆废纸。

梦碎

　　公司上市钟声敲响时，李峰突然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在32岁那年实现财务自由了，他的心情跌落到谷底，原本以为能买奔驰如今只能买小毛驴电动车。

　　李峰赶紧上网将公司历次融资的消息看个遍，却无法得知公司每轮融资后的准确估值，也无法了解每轮融资后公司的总股本数，因此无法算出自己所持期权到底值多少钱。李峰唯一能确定的是，公司从A轮到上市，他手里的期权稀释了50倍。

　　失望的不止李峰一人，他很多同事在公司上市后都做出离职的选择。“原来我们以为可以像阿里巴巴员工那样，公司上市我们就能财务自由”。但现实是骨感的，大部分人带着失望离开。

　　有个人是例外。李峰有位同事曾私下告诉他，入职时并未接受公司给予的期权，而是要求将期权折现到工资中。“想拿期权，要和公司捆绑好多年，他没打算在公司长期做下去。”李峰对AI财经社说。

　　期权一般采用分期发放的形式，员工想要全部变现需要3到5年的时间，具体因公司而异。像李峰所在公司这样的并不在少数，近期迎来上市高光时刻的蘑菇街，就因期权问题被推向风口浪尖。

　　蘑菇街赴美上市五天后，老员工在朋友圈发长文痛斥蘑菇街创始人陈琪将员工期权池稀释25倍，导致公司上市后，员工财务自由梦破碎，买房无望。“期权可是花小6位数（几十万）买的，还赔上青春……”“早早跳槽去阿里的人英明啊，被HR忽悠过来损失了多少个亿。”

　　这则长文在网上引起巨大轰动，转发量无数，蘑菇街员工的失落情绪则从朋友圈蔓延至脉脉。有蘑菇街员工匿名称，上市后期权可兑换的金额甚至不如其他公司的年终奖。

　　12月24日，陈琪在朋友圈撂下狠话：作为创始人，没有义务对任何人财富自由的梦想负责。

　　蘑菇街引发的期权战火最终烧向整个互联网，很多人抱怨公司单方面稀释股权，一张汇总创业公司上市时期权折算比例的截图流传甚广，25比1的蘑菇街、20比1的YY、18比1的优酷、15比1的猎豹等都算作“大忽悠”，而1比1.4的美团、1比10的小米则被称为“良心”。

　　有人觉得这个稀释的比例是期权缩水的真实写照，也有人觉得这个逻辑是无稽之谈，期权价值与折算比例并无关系，它更多反应的是企业本身的价值。

　　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折射出期权的现状——纠纷越来越多，不管是上市公司，还是创业公司，只要员工的诉求与公司不一致，最终员工和公司都走到对立面，无一幸免。那些以为自己为公司奉献能实现财务自由的人，发现空欢喜一场后，有的诉诸于舆论，有的踏上维权的道路。

　　2017年初一篇期权纠纷的文章刷爆朋友圈，文章出自游戏公司一位早期员工妻子之手，指责其老公为公司勤勤恳恳付出7年，却被要求净身出户，与CEO的期权谈判以失败告终，双方在网上撕了多个回合。丁香园CTO冯大辉离职后则因期权问题与公司战了多个来回，一个要求行权，一个只同意回购，两者之间相差“北京一套房”。

　　即便是号称上市诞生6个亿万富翁、4600多个百万富翁的美团，上市当天也上演了期权风波，一批离职人士打起期权保卫战，通过集体诉讼讨说法。

差距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人们的意识里，期权加公司上市等于财务自由。因此，每当身边朋友所在公司上市时，都会吸引一片艳羡的目光，朋友们纷纷私信祝贺。

　　创投圈造富梦最火热的年份是2014年，那一年阿里巴巴上市造就的300多名千万富翁、1000多名百万富翁进一步放大效应，很多人宁愿放弃高薪，来到创业公司，为梦想打拼，只要有高期权工资可以少拿或者不拿。人们相信只要将公司做大做强，拿着期权的自己就会成为下一个富翁。

　　老猎头姚雪曾在Uber进入中国时为其物色人才，她透露，当时Uber中国团队预算有限，很多人都愿意接受拿期权降低工资的要求，一些人甚至愿意降薪一半入职，他们希望期权能帮其实现财务自由。

　　那时很少有人能冷静意识到期权行权是有条件的——要满足一定年限，一旦离职要合法登记并且要支付一定费用，人们对此懵懂无知。对理想与现实的差距也一无所知，手里的期权可以变成真金白银，也有可能变成一堆废纸。

　　期权不同于股权，2012年前后，创业热潮风起云涌，为了吸引人才，激发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很多创业公司都引入了期权，员工期权池少的有10%，多的占20%，人们对财富的渴望被越推越高。但伴随创业公司的多轮融资，总股本变大，员工手中的期权比例在不断减少。

　　i美股合伙人梁剑说，“期权价值跟ADS没有任何关系，ADS换算并不影响期权的价值。”员工期权价值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数量，更严格地说是比例；二是，公司增值的幅度。

　　期权通常都是普通股，当公司决定以海外身份到美国上市时，需要发行ADS，1股美股ADS对应多少股普通股在发行时由公司根据市场具体情况而定。公司先确定起始市值和单价，再去推算ADS和普通股的换算比例，基本逻辑是让股票在合理价格范围内流通，股价不能过高也不能太低。

　　梁剑说，员工在上升期拿到期权，如果行权价格高于上市后的价格，那员工的期权其实是废纸。有的到海外上市的公司为避税会让员工在IPO前行权，如果上市价格过低的话，员工损失的就不单单是青春，还有真金白银。

　　2016年1月，美丽说和蘑菇街合并时，公司估值为30亿美元，但是按上市发行价计算，市值不到15亿美元，相当于腰斩一半。与之相对，蘑菇街员工手里期权的价值也缩水了。

　　陈琪说，蘑菇街从未稀释员工期权池，阿里巴巴上市让部分员工实现财务自由的重要原因是阿里巴巴公司的体量和市值，而蘑菇街“还是个小小小公司”。言外之意，蘑菇街上市没有让员工们实现财务自由还是没做好，公司体量太小。

　　归根结底，期权只是一种激励手段。持有期权者最终能兑换多少，要看公司发展情况，发展得好自然能升值，发展得不好就会相反。

　　梅花创投合伙人张筱燕告诉AI财经社，此番对期权价值的不满可以算作上市潮的副产品，大量在一级市场融资不顺的创业公司奔向二级市场，但估值缩水，预期与实际的不符酿造了如今的苦果。

　　一位不愿具名的上市公司高管所在公司于2018年登陆美股。相比于大多数公司，能够赶在寒风凛冽前上市已属幸运，但在各方斟酌下，该公司的发行价并不高，导致公司高层手上的股权价值大打折扣。

　　“不是不失望。大势如此，个体又能如何。”他对AI财经社说。

理性

　　一轮轮的期权纠纷，相当于一轮轮普及教育，人们对期权的认知越来越清晰，对期权也越来越理性。

　　从2012年到2016年，创业公司有的死亡，有的半死不活，身边又没有真正出现财富自由的神话，胡凌的心气儿逐渐下降。“无非是画个饼，一张废纸”。2016年她所在的公司挂牌新三板，她在期权协议的最后一页纸上签了字，感觉不到任何兴奋，随后没多久就辞职加入到创业大军中。

　　梦醒了的不止胡凌，随着一大波创业公司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很多人都意识到上市财富自由梦不是全民狂欢，只属于少数人。

　　外加经济遇冷、全球股市低迷，投资人变得越来越谨慎，企业估值在普遍缩水。有的公司甚至同意将估值减半，这意味着资本可用半价入股企业，高层手中握有的期权也随之贬值。假如，公司估值由1亿下降至5000万，如果高管手中握有公司1%的期权，期权价值就从100万缩水至50万。

　　在上一轮寒冬来临时，一些没能熬过去的企业，最终的结局是倒闭，员工手里的期权随之变得无意义，只是一堆废纸。

　　2013年，吴正所在的O2O公司完成A轮融资前，新来的执行副总裁建议实行期权制度被公司采纳，公司拿出不到10%的期权分给管理层，作为联合创始人的吴正迎来“辉煌岁月”，拿到除CEO外最高数额的期权，所有人都干劲十足。

　　然而，2016年O2O赛道急转直下，公司模式被证伪，融不到钱，吴正所在公司持有期权的同事陆续离开。大家都知道上市是不可能了，谁都不指望期权能让自己财务自由，吴正最终也选择辞职。

　　“二级市场不好，退出不好，市场对期权就理智了。”张筱燕回忆，“2017年以来很明显感觉到创业公司没办法靠期权忽悠到人了。”一些没有竞争优势公司的期权对人才的吸引力越来越低。

　　越来越多的员工也意识到，公司上市本就是低概率事件，概率和创业公司存活率几乎相同。一个业内普遍认同的数据是，创业公司存活率仅为1-5%，实际情况可能低至千分之一。绝大多数的创业公司最终的结局都是失败，更别提上市。

　　即便幸运度过寒冬，一家公司在未来的发展中还要历经九九八十一难。

　　一位贝贝网前员工对AI财经社透露，由于融资困难，2017年下半年拥有约1000名员工的贝贝网裁员300人，陆续有高管离职。该前员工在入职时曾获得一定期权，按照贝贝网的说法，兑换金额有几十万元。

　　不过，很多贝贝网员工离职时对期权毫无留恋，甚至想不起来有这回事。“公司高管离职时都没行权，我就更想不起了。公司还没上市，谁给我兑换期权？该找谁兑换？”

　　如今，员工和创业者都在理性看待期权，一位变现过期权的员工称，决定是否跳槽的关键是对未来价值的判断，如果跳槽的收入能覆盖期权的损失，那就无所谓了，可以跳。不过，现在一些好的公司例如今日头条对期权越来越珍惜，宁愿多给现金，也不愿多给期权。

　　旅游公司Happy Easy Go创始人查彦秋第一次创业未引入期权制度，因为公司大部分是出票、退票、改签、呼叫中心和IT研发的人员，除IT研发人员外，其他属于基础岗位，不懂期权的价值，他们认为拿到手的现金才重要。

　　外加职场上还在注入新的血液，第一批95后已经于2017年进入职场，他们本身不用背负家庭、住房等经济压力，对期权没有特别期待，更愿意拿高工资及时行乐。与其看中虚无缥缈的未来，还不如把握当下，钱抓在自己手里才是最牢靠的。

回归

　　从目前的发展看，期权在中国虽然不是新事物，但却还不够成熟，处于草莽阶段。一切全凭老板喜好，更增加了期权的不确定性，降低了吸引力。

　　多年来，北京极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杨柳一直在研究中国创业公司的期权制度，为多家公司提供期权服务。但获得她认可的企业并不多，大部分公司期权制度还不成熟。

　　吴正就没有看过期权协议的全文，签字时，CFO和行政一起按住了纸的上半部分，只留下签名的空当。他和同事们得到的唯一信息是，行政之前口头通知的期权数额。

　　信息的不对等，让期权能不能变现，能变现多少，变成是对老板人品的一种考验。与美团打了6年官司的前员工刘继汉说：“员工能拿到多少期权，全凭老板良心。很多老板压根不会告诉员工关于期权的具体信息，如果老板提前说了，就不会出现蘑菇街这事。”

　　甚至有公司利用“期权”内部融资。一位离职互联网公司高管告诉AI财经社，入职后公司要求所有高管购买公司股份，1元兑1股。创始人曾口头承诺高管，离职时可获得1:1.5的收益，结果却是1:1。“很多高管离职时心都是凉的，还不如存银行。”

　　从中国互联网的发展看，期权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有效地激发了员工的积极性，只是它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张筱燕说：“互联网创业公司之所以能迅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期权制度，期权让核心员工拥有公司的股权，让他们有深度参与感，是公司的主人，不是打工者；同时科学的分期vesting制度又有效地绑定优秀员工，只有服务满一定的年限才能变现，一举多得。”她一般都会建议，创业公司要设置期权吸引人，只不过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期权的作用是激励员工，过去几年有点变味，被创业公司随意使用，甚至成为一纸空文，最重要的是回归本质。杨柳说：“创业不易，团队很辛苦，创始人和员工要同甘共苦。而不是给员工两张纸，随便签个字，再无下文。”

　　芝麻科技创始人朱智认为，期权是公司给员工一个低价买入、预期高价卖出的机会，本质是大家共同用青春和汗水投资一个公司。同时，期权也是对公司的保护，如果贸然给了期权，持股者离职对公司也是后患。

　　为期权神伤的刘继汉希望，能有第三方机构同时监管企业创始人和持期权的员工，并向双方解释清楚期权的本质和作用，这是现阶段保障双方利益的最有效方式。

　　期权签约的理想状态是创始人、员工、HR围着一张桌子坐下来。公司告知员工期权数量、公司当前估值、不同时间段期权能够兑换的金额、期权成熟期、离职时行权的注意事项等。杨柳对期权有美好的期待，每家公司股权数量有限，股权是珍贵的事物，需要一场有仪式感的签约，让员工意识到手中握着的期权重量。

　　这份重量不只是利益分配，更是责任。站在创业者角度，魔方金服创始人凌骏认为，期权本身是好制度，只不过持期权者有义务在工作中弥补创始人的不足，一定程度上做到共进退。进退之间，创始人也应和持期权者坦诚，期权不等于财务自由，在未来是有归零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