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中国人民银行在2019年启动了LPR报价机制的改革，并积极推动银行增量贷款、存量贷款与LPR进行挂钩，贷款利率市场化显著加速。


　　截至目前，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已基本并轨至LPR定价机制，并在过去半年内稳步下行，2020年4月20日，最新一期LPR报价为3.85%，较LPR改革启动时已下降了50基点，显著降低了中小微、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


　　但是，与此同时，商业银行存款定价机制并未调整，1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一直保持在1.5%的水平，加之受资产负债管理能力、经营理念和监管因素等方面的制约，以及理财产品竞争的影响，导致部分银行对负债（存款）的定价仍处于较高水平，并未随市场整体资金面变化而下行。


　　资产端收益持续下行的同时，负债成本居高不下，这种不对称的利率变动，一方面会导致部分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面临更大的资产收益和负债成本错配风险，利差加速收窄；另一方面，也助长了部分企业利用存贷款利率市场化不同步的落差，低成本借入贷款，同时将资金存入银行或购买理财产品进行空转套利，削弱宏观调控政策效力的同时，也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正因为此，近期市场上有关下调存款基准利率和推进存款利率市场化的呼声不绝于耳。


　　资产端收益率下降，负债成本却无法有效下降


　　在贷款利率并轨叠加疫情冲击背景下，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收益的错配被进一步放大。


　　一方面，资产端收益率下降，这主要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宏观调控降低整体资产收益率。去年以来，人民银行先后调降中期借贷便利、再贷款、再贴现利率、超额准备金利率等多种政策利率，带动了金融市场利率与LPR利率的持续下行。今年，为应对疫情冲击，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逆周期宏观政策力度显著增强。考虑到复工复产所面临的复杂形势，预计LPR在2020年内还有25-50基点的下降空间。在政策引导下，银行资产端收益率显著下行。


　　二是疫情对银行利息收入带来不利影响。为支持受疫情影响企业，商业银行普遍在贷款展期和续贷、贷款利率下调、利息减免等方面出台优惠政策，这会削弱银行的利差基础。此外，央行疫情专项信贷支持也对商业银行信贷资产收益率有一定下拉效应。大部分股份制银行和中小银行并未获得再贷款额度，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些银行的收益产生影响，进一步拉低其资产收益率。


　　另一方面，商业银行负债成本却无法有效下降。这里面原因很多。


　　一是部分银行经营理念落后。在资金已经相对过剩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存款立行”的思路，不计成本扩大存款来源。


　　二是来自结构化存款和理财产品的竞争。由于资管新规延期，理财刚兑尚未实质性打破，理财利率仍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银行负债成本的上限。尽管过去一年来LPR利率在持续下行，但结构性存款和理财等产品的收益率却没有明显的下行。出于对存款分流的担心，银行不敢贸然调低存款利率水平，这也制约了商业银行负债成本的下降。


　　三是监管强化的影响。2018年开始，央行已经在MPA考核中将同业存单纳入“同业负债占比”指标，并要求同业负债不超过负债总额的三分之一。同业业务受限带来的流动性压力增加了部分中小银行的揽储负担，也制约了其负债成本的降低。


　　中小银行面临的挑战更大


　　尽管不对称降息会给所有银行带来挑战，但由于不同类型的银行在资产、负债结构和管理能力上存在较大差异，受影响程度还是有很大不同。总体上看，中小银行面临的挑战更大。


　　从资产负债结构特征来看，中小银行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以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为主，资产、负债的市场化程度都较高，但负债稳定性较差，受监管约束较大，容易成为资金套利的对象；一类以农村金融机构为主，资产、负债结构较为单一，存款在负债中占主导地位，成本偏高，影响经营效率。


　　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在差异化满足企业和个人金融需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因自身定位限制，其资产负债结构也呈现一定脆弱性，在前期金融去杠杆和近期疫情冲击中，表现更加明显。


　　一是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的负债稳定性先天不足。在储蓄存款理财化的背景下，企业存款特别是企业结算账户带来的存款将是各家银行竞争的主要对象。但在开立基本结算账户方面，大型国有银行拥有大量县级、乡镇营业网点，能获得稳定的结算户，农商行也可凭借区域优势保证一定结算户存款增长。股份银行与城商行相对则较为被动，基本户底子薄，存款市场化程度高，竞争压力较大。


　　二是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流动性管理难度较大、成本较高。流动性管理从短期来看是对当期流动性缺口的管理，从中长期来看是期限错配和流动性成本问题。股份制和城商行由于市场参与程度较高，各种业务发展较快，流动性缺口一直处在较为紧张的状态中，这也导致其不得不牺牲长期的流动性成本来满足短期的流动性缺口。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的资产负债期限错配比和流动性成本一直处在较高水平上。


　　三是市场定位决定了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负债成本较高。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的主要经营地在大中城市，市场竞争充分，客户对存款利率非常敏感，难以实施价格分层、价格歧视等存款定价策略，价格竞争不可避免，增加存款，提高付息成本成为必然选择。


　　与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不同，农村商业银行的主要问题在于负债结构不合理，并对盈利能力产生了不利影响。


　　一是农商行负债结构单一，成本过高。农村银行机构的主要资金来源是吸收存款，其中储蓄存款占总存款的比例达到80%以上，且以高成本的定期存款为主。同业负债、同业存单、金融债等主动负债发展严重不足，降低负债成本的空间和手段有限。


　　二是农商行缺乏资产负债管理理念和能力。部分农商行资产负债管理仍停留在监管要求层面，以规模和比例管理为主，缺乏精细化管理的经验和思路。有些农商行有资产负债管理的意识，但受限于自身科技及系统的不足，无法将这种管理意识通过系统“数据化”地具体呈现，依然存在各部门“各自为战”的状况。部分农商行近年来开始逐步建设资产负债管理体系，上线定价系统，但由于体系、系统不完善，专业人才欠缺，仍然较多地采取紧盯大行的战略，随行就市，缺乏系统性的考虑。


　　三是农商行存款定价能力薄弱。多数农商行出于稳定存款和增加存款的目的，将各期限存款利率上浮到顶，没有实施差异化定价，反映出存款定价的成本和财务约束意识明显不足。


　　政策措施应优化，银行经营理念需转变


　　从理论上来看，利率的不对称下行，如果在可接受范围之内，可以被视为银行向实体的让利，有助于金融与实体的良性循环。但从实际来看，利率不对称调整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资金空转的卷土重来，不但没有流入实体经济，反而会削弱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长期稳健运行的基础。因此，有必要对利率不对称下行的影响进行密切关注，并根据实际的需要，优化现有的政策措施。


　　一是可以考虑降低存款基准利率。部分中小银行定期存款占比不断上升，息差收窄压力加大，而且缺乏足够的手段进行负债结构管理，在这种情况下，存款基准利率的调整对降低负债成本至关重要。而且，负债端成本的降低，也可以为资产端利率进一步下行提供更大的空间。


　　二是规范存款与理财市场。加大对存款自律机制执行的监管力度，强化对信贷资金流向的监控，适度加大对资金套利行为的处罚力度，推动理财产品和结构化存款产品的规范，使其定价相对存款趋于合理。畅通从资产端利率到负债端利率的市场化传导路径，逐步提高存款利率市场化程度。


　　三是适度放松监管指标考核，加大对中小银行的低成本资金支持。为增强疫情后银行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有必要采取逆周期监管思路，阶段性地放松监管要求，如资本充足率要求、拨备覆盖率以及部分流动性监管指标等，以降低监管成本，提升中小银行的信贷能力和信贷意愿。在经济恢复正常时，再逐步取消这些阶段性政策倾斜。此外，可以参照给国有大行的政策，给予中小银行更多低成本、中长期的资金支持，帮助它们降低负债成本和流动性风险。


　　从银行自身角度，中小银行应该主动迎接利率市场化挑战，积极转变经营理念，提升资产负债管理水平，采取有效措施推动负债成本下行。


　　一是重视核心存款管理。核心存款决定了银行生存与长期发展，需要作为基础性的负债业务来强调。商业银行在制定资产负债策略时，需要继续突出存款的核心地位，巩固低成本资金来源。在方式上，可聚焦服务场景，通过深入客户经济活动掌握其资金运营规律，建立全产品、全过程、全链条的营销服务机制，为客户提供一揽子服务，争取到更多客户的基本户、主账户。积极利用信用和账户优势所形成的汇兑、支付、结算以及托管、监管、专户所积累的沉淀和冗余资金，形成优质的核心负债。此外，还可针对不同客户特征建立差异化负债价格营销策略。其中，对于结算类、资产类客户的存款价格，通常商业银行有较大的话语权，可根据贡献度与客户协商，尽量争取到更有利的负债成本；对于招标类的存款，通常竞争对手较多，这类存款的定价需要根据市场形势确定。


　　二是适当拓展主动负债。商业银行的主动负债包括同业融入、同业存单、央行定向借款、发行债券、结构性存款、协议存款等，通过主动负债，银行可以提高商业银行负债的稳定性和多元化。由于主动负债在功能和资金性质方面差异较大，应根据不同负债的定位实施差异化管理，以低成本负债替代高成本负债，通过负债成本的有效控制提高利润空间。其中，同业业务应回归本源，同业负债融入的资金应主要用于同业资产。央行借款则主要用于总行司库流动性需求。在协议存款、结构性存款等高成本负债业务中，银行难以获得收益，开办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护客户关系，以拓展一般性资金及其他业务。此外，搭建基于互联网思维的负债模式，打造直销银行、手机银行的投融资平台，利用金融科技增加主动负债来源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