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强势政府还是弱势政府问题，可能见仁见智，有不同的认识和见解。我个人认为，在目前的中国社会生态环境下，还是需要一个比较强势的政府为好。

　　我国文化大革命中的无政府状态，目前伊拉克、阿富汗的混乱，都使我们从中领略了太多的教训，增加了太多的顾虑和担心。关键问题在于，人们关心强势政府是否勤政廉政及其执政效能。强势政府需要得到人民的拥戴，并具有高效服务的能力。强势政府的执政活动，公权力地实施运用，应当而且必须严格限制在宪法、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置于社会的监督之下。

　　无数的事实说明，公权力一旦失去体制、机制的约束而滥用，服务人民的权力宗旨，势必发生偏移，产生腐败，国民财富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就会很容易成为权钱交易的饕餮大餐。

　　应当承认，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综合国力有了巨大提升，成绩有目共睹。但是也不可否认，我们在环境污染、资源消耗等方面付出了极高的代价，特别是由于公权力缺少必要的监督，而产生的各种政治强势与经济强势联合对国民财富和曾经充当革命、建设基干弱势群体的榨取和剥夺，使社会信仰以及政府公信力，甚至党的形象遭受了极大的伤害和冲击。

　　社会机体已经出现了令人忧虑的病态。不谈某些政治强势因缺少监督、透明、公平和公正而造成社会信仰和伦理观念的严重侵蚀和污染，是何等之深重，就是经济强势借助公权力推动社会资财向少数人集中的速度之快、规模之大、贫富差距之悬殊，并由此造成的社会矛盾之尖锐，也足令实行特色社会主义、立志共产主义的我们共产党人感到汗颜和羞愧。

　　好像小平同志说过这样意思的话：如果改革开放真的使中国走向了“两极分化”，那真是活见鬼了。不能否认，现在的中国已经有了相当数量的千万、亿万富翁，其中有不少能干的优秀企业家，当然也不乏难以透明具有权势的“公仆”。他们只要是合法的资财所得，社会应当肯定他们的贡献，尊重他们的生活，维护他们的权益。社会上一度被指责的所谓“仇富心理”，应该多半是个伪命题，人们仇视的是“不义之财”“贪腐之财”和“为富不仁”。现在人们不满意的是那些“裸”官，那些借助公权力暴富者，那些吃里爬外、脚踏两只船的各类买办以及不明巨额资产外流。人们怀疑他们对国家的忠诚和可靠性。如果不引起当政者的充分警惕，再让这些人掌握公权力，参与对于国民财富和弱势群体利益的饕餮大餐，人们不放心、有意见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应该的。

　　人们最为愤懑和痛恨的现象，就是某些公权力的资本化和资本的公权力化。国家利益政府化，政府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集团化以及集团利益政府化、法制化和国家化，常被社会诟病。当今社会公权力的运用，缺少应有的监督和硬约束，公有制就有蜕变为单位“一把手”所有制、权贵集团所有制的可能。这种情况与经济体制改革开放的目标相悖，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一个结果，需要在政治体制改革推进中解决。

　　当前，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最为紧迫。这个问题已足足提了20多年之久，每一次党代会和“两会”都做出过相应决议，然而至今成效不理想。2009年增加4万亿元的投资，虽然拉动GDP增长达到了目标，但不能不看到付出的高昂代价。某些领域产能过剩，结构失衡，似乎更加重了经济结构调整的难度。

　　调整经济结构造、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之所以困难，我认为：

　　一是对GDP的认识，过于绝对和迷信，忽视了GDP增长的物质内含、结构及其辐射产生的不同作用。

　　二是现行的干部任免体制和机制存在弊端。现行的干部任免体制和机制犹如一个铸造干部的“范”模子，制造出的人有两面：一面对上，投其所好；一面对下，欺凌蛮横。对上一套面孔，对下一套面孔。干部的升迁和贬谪，完全决定于顶头上司的喜好与嫌弃，其结果必然会滋生买官卖官，你提拔我，我供奉你等执政腐败。要升官需要有业绩，而有业绩就得创造GDP，而创造GDP，最容易立竿见影的办法，就是不权衡远近利弊，大搞固定资产投资，大搞形象工程。

　　三是中央与地方事权与财权脱节。现在地方的事权多、财权少，如基本教育、医疗保障等统统被推到地方负责，推到县级甚至镇政府去做，而财力大部分集中到上级甚至中央。地方承担不起额外的任务，要承担势必靠出卖土地，招商引资，进一步推高和扩大基本建设增加GDP。当然，也只有在扩大投资搞项目的过程中，才可能增加贪污受贿的机会。谁能保证哪个工程的后面，没隐藏一两个贪污受贿的官员？

　　四是财政金融政策和资产结构不合理。对于高科技产品、创业投资、产业升级、人才培养以及系关国计民生等事业，缺少财政、金融应有的政策扶持和实际资产的大力充实。所以要想改变经济发展模式，不是一两句话的事情，没有长期的大投入确实很难，好在中央正在加大这方面的努力。

　　我们应该理解，中央政府的工作也十分不容易，中央方针政策的正确传导，或许受到了某些因素的干扰，中央政府的权威性受到了某些质疑。国务院总理在今年两会上的答记者问，表达了尊重法制、民主、公正、公平、人权、自由、尊严等一系列价值观念，应该说符合宪法精神，党的优良传统，没有必要给以过多的解读。曾经积贫积弱的中国，有今天的成就，来之不易，衷心希望国家能吏治清明，团结一致，宽容相待，共赴时艰。

　　讨论后30年改革的动力和走向，绕不开政治体制改革这一艰辛议题。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多次党代会和“两会”的宣示和决定，应该履行承诺，提上日程开步走、走小步、不停步，稳步前进。

　　没有人民对政府的监督和信赖，难以摆脱人亡政息的怪圈。

　　国家与社会的治理，应该以人为本，表里兼治，维护宪法的权威性和严肃性。要立党为公，严格按照宪法办事。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落实科学发展观，奠定社会长治久安的坚实基础。

（王连洲为中国资本策划研究院名誉院长、前全国人大财经委正局级巡视员，基金法起草工作组组长，此文根据“联办恳谈会”演讲整理）